助力创新药“少走弯路” 药石科技举办CMC全生命周期战略论坛

11月5日至6日，药石科技“少走弯路·CMC全生命周期战略论坛”在南京举行。论坛通过研发中心参访、主题报告和圆桌讨论，汇聚具有跨国制药企业、Biotech及产业化经验的专家，围绕候选药物选择、化学与制剂开发、固态研究、临床药理、阶段适配CMC及商业化生产等关键议题，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加科学的开发决策，降低项目风险，提高研发效率和开发确定性。

正式论坛开始前，与会嘉宾走进药石研究院（PBRI）和OPC研发中心，通过实地参观和技术交流，了解药石科技在绿色创新技术以及寡核苷酸、多肽和偶联物等新分子类型领域的研发实践。

在药石研究院，嘉宾重点了解连续流技术、高通量实验、催化应用和过程分析等平台及其在药物与工艺开发中的应用；在OPC研发中心，则围绕寡核苷酸、多肽和偶联物，了解从合成、分析、纯化到稳定性研究和工艺放大的研发链条。

11月6日，药石科技执行总监潘钟达博士主持论坛。药石科技高级副总裁、CDMO业务负责人吉耀辉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面对不断加快的药物开发节奏，CMC的挑战并不只是生成更多数据、开展更多研究，而是明确项目当前真正需要理解什么，以及哪些证据能够有效支持下一步开发。

“CMC的价值最终不以完成多少工作来衡量，而在于这些工作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项目向前发展。”

他表示，开发伙伴的价值应超越化学、工艺开发或生产任务的单点交付，更要理解项目所处阶段和下一关键里程碑，围绕实际需求组织不同专业能力，形成真正支持项目推进的科学依据。

药石科技顾问、前阿斯利康全球化学开发副总裁Dr. Dave Ennis分析了化学开发对于项目速度、成本、可放大性和长期商业价值的影响。

从毫克级合成走向公斤级乃至商业化生产，并不是对实验室路线的简单放大。传热传质、后处理与分离、工艺安全、杂质控制及制造成本都会成为新的开发变量。化学开发的价值不仅在于交付API，也在于降低开发成本、改善制造经济性并保护有限的商业窗口。

短期内最快获得物料的方案，并不一定是项目全生命周期中效率最高的路径。

Seda Pharmaceutical首席执行官、前阿斯利康全球产品开发副总裁Dr. Paul Stott聚焦资源有限的Biotech在早期制剂开发中的关键取舍。

他将药物暴露、剂量目标、固态形式、制剂稳定性、可制造性和临床供应纳入同一产品开发框架。支持早期临床的制剂未必天然适合后续开发，但早期阶段也没有必要一步达到商业化标准。关键是回答当前临床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保持对未来剂量、制剂和供应需求的清晰认识。

早期开发的关键不是“做多或做少”，而是把有限资源投入到最能支持当前决策和下一阶段路径的工作中。

药石科技顾问、前艾伯维工艺研发部高级研发专家纪建国博士讨论了哪些CMC工作值得更早介入。

根据其分享的行业经验，传统开发路径中，从候选药物确定到IND申报通常需要约12至15个月，而大量CMC活动往往在候选药物确定后才集中启动。更早引入工艺、分析、固态和制剂能力，有助于建立更充分的可开发性认知，并提高毒理和临床准备度。

药石科技高级副总裁、全球结晶与处方前研究负责人匡善明博士聚焦固态属性如何贯穿药物开发。

同一分子的不同晶型、盐型和颗粒属性，可能带来不同的稳定性、溶出和生物利用度表现，并影响处方设计、工艺放大和规模化生产。其管理思路可概括为“尽早识别、深入理解、严格控制、持续监测”。

固态开发并不会在晶型选择后结束，问题会随着产品和工艺的成熟持续演进。

药石科技顾问、前拜耳化学开发副总裁Dr. Joachim Krüger讨论了不同开发阶段对CMC工作的不同要求。

早期CMC需要支持患者安全、临床供应和快速学习，同时保留必要灵活性；随着项目进入后期，重点逐渐转向工艺稳健性、分析与控制策略、批次一致性、技术转移、验证和商业化供应。他还强调以质量目标产品概况（QTPP）作为贯穿开发过程的重要参照。

同一项CMC工作在不同阶段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完成标准”。

药石科技顾问、前辉瑞CMC团队负责人江虹博士从完整产品生命周期出发，讨论一个具有临床潜力的分子如何真正成为药物。

临床数据固然重要，但分子最终还需要成为能够稳定生产、持续供应、满足监管要求并到达患者手中的产品。CMC不仅承担开发执行和质量保障，也通过提高开发效率、供应可靠性、知识传递和商业化准备度创造价值。

前一阶段积累的数据、产品理解和工艺知识能否有效进入下一阶段，直接影响开发连续性。

仁会生物生产管理负责人、高级总监张振民结合重组多肽商业化生产实践，分析从开发走向规模化制造的关键衔接。

从种子、发酵培养、分离纯化，到制剂配制、包装系统和无菌灌装，规模化生产需要研发、工艺、质量和生产持续协同。团队不仅要知道工艺参数是多少，还要理解设定依据、真正关键的环节以及原辅料或条件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商业化准备的核心，是把研发阶段积累的知识转化为稳健、可重复的制造能力。

Seda Pharmaceutical首席科学家、前阿斯利康高级临床药理科学家Dr. Paul Dickinson将API属性、制剂、药代动力学和临床结果放入同一项目视角。

从首次人体试验起始剂量到二期剂量探索和注册剂量，实际药物暴露不仅由给药剂量决定，还受到API形态、溶解度、制剂性能、生物利用度、药代动力学、疗效和安全性的共同影响。模型引导开发可通过定量理解暴露－效应关系，为剂量选择、制剂设计和后续开发提供更系统的科学依据。

剂量并不是某一个专业部门能够独立回答的问题。

在全天主题分享之后，Dr. Dave Ennis主持圆桌讨论，Dr. Paul Stott、纪建国博士、Dr. Joachim Krüger、江虹博士、Dr. Paul Dickinson及加科思化学高级副总裁李阿敏博士共同参与。讨论从候选药物可开发性、稳定性、制剂和药物暴露等早期问题，进一步延伸至工艺优化、临床供应、项目尽调和合作准备等真实场景。

从一个创新分子到真正成为药物，开发过程中很少存在一条完全确定的路径。真正重要的，是随着项目不断向前，持续积累对分子、产品、工艺和临床表现的理解，并让不同专业的知识在关键节点形成有效连接。

对于正在加快全球化的中国创新药企业而言，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能力也变得愈发重要。作为覆盖从早期发现到商业化生产的一体化CRDMO合作伙伴，药石科技希望持续连接全球药物开发经验与中国创新药实践，围绕项目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提供专业支持，帮助创新药企业提升开发效率和项目确定性。“少走弯路”并不是简单追求更快，而是在正确的阶段做出正确的开发决策，让更多具有潜力的创新管线更加稳健地走向临床、全球合作与商业化。